那天晚上我们吃得很慢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学校的事，聊教授的口头禅，聊同学的八卦，聊食堂周三限定的咖喱有多咸。谁都不提明天，不提成田机场，不提隔着一片海的以後。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把被褥铺在了地板上，说地上凉快，能看见窗外的月亮。我们并排躺着，手放在身侧，指尖偶尔碰到一起，又很快挪开。窗帘没拉严，留了一道缝，月光漏进来，在榻榻米上投下细细一道银白。
“我小时候，我妈逼我练书法。”不知道是谁先开的口，声音很轻，浮在夜色里，“每个周末都要去老师家，写不好就打手。那时候总恨她，觉得全世界最讨厌的人就是她。”“我小时候在深圳，最讨厌上语文。”她接着我的话头，声音淡淡的，“每次讲抗战的文章，全班都回头看我。我明明在那出生，可人人都觉得我是外人。後来回日本，又有人说我是中国来的，校服裙子都比别人短一截。”
我们就那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，说各自的童年，说那些孤单的、委屈的、没人知道的小事。说来说去，好像两个从小到大都很孤单的人，终於在这个夏天，碰到了另一个孤单的人。夜越来越深，窗外的电车一班班过去，最後一班的轰隆声远去之後，世界彻底静了下来。我们都没睡。谁都不说“睡吧”，也谁都不说“别走”。就躺着，听着彼此的呼吸，听着远处神社的风铃偶尔响一声，听着风掠过阳台的晾衣架。我眼睛盯着那道月光，心里一遍遍地想，时间再慢一点吧。再等一等。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。就让这黑夜长一点，再长一点，让我们再多拥有彼此一会儿。我在害怕黎明的到来。
可天还是一点点亮了。窗帘缝里的光从银白变成鱼肚白，再慢慢变成淡金。远处传来第一班电车的轰隆声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我们谁都没动，就那样躺着，看着天光慢慢爬满天花板。一夜未眠，眼睛干涩，喉咙发紧。可谁都没说困，也谁都没说难过。
上午十点的机场巴士，在东京站八重洲口发车。我们拖着行李箱走在早晨的街道上，影子拉得很长。她帮我拎着那个装着书的纸袋，指尖被勒得微微发红。巴士站没什麽人，风很大，吹得她的头发乱飞。上车之後，我们选了靠窗的位置。车子开动的时候，东京的街道开始往後退，高楼、便利店、行道树、熟悉的十字路口，一格一格往後退，像倒带的电影。我侧头看窗外，不敢看她。心里像被什麽东西一下下扯着，钝钝地疼。
到成田机场的时候，已经大中午了。航站楼里人来人往，广播声此起彼伏，到处都是离别与相聚。我们排队办托运，行李箱滑上传送带的时候，她伸手点了点箱面上贴的行李牌，笑着调侃：“你这半箱书真的不超重？别被拦下来补运费哦。”我也扯了扯嘴角：“早称过了，差两公斤呢。”两个人都笑得松松散散的，眼尾却都泛着红。是熬了通宵的缘故，也不全是。谁都没戳破那层薄纸。
很快就走到国际出发的闸口边。我收住脚步，手指攥着登机牌的边缘，揉出浅浅的折痕。“那……我就进去啦。”我抬头看她，声音有点发闷。“嗯。”她点点头，手插在卫衣口袋里，没往前送，就站在原地，像往常送我到教学楼门口那样平常。
我深吸了口气，转身往闸口里走。鞋底踩在光滑的地板上，发出轻轻的声响。心里像灌了铅，每走一步都重得要命。
就在我快要踏进闸口的瞬间，身後突然传来她的声音。“喂——”
我猛地回头。她朝我跑过来，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飞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没等我站稳，她张开胳膊就抱了上来，手臂收得很紧，勒得我後背都发疼。温热的眼泪砸在肩窝上，一滴，跟着又是一滴。她把脸埋在我颈侧，声音闷得发颤，带着哭腔，抖得不成样子：“回去以後……就忘了我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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